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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上，发现和使用天然漆是中国人的独创。《韩非子·十过》中曾说四千多年前舜禹在位时，因使用髹漆木器，引起天下诸侯的不满。殷商时代，漆液中不仅已开始搀合各色颜料，并且出现在漆器上粘贴金箔和镶嵌松石的工艺，开汉唐“金银平脱”技艺之滥觞。历西周春秋，漆器制作工艺日精。河南浚县辛村西周晚期墓中发现的漆器上“蚌组花纹”可作为漆器上纹饰的开始。漆画是指古代彩绘漆器上的装饰画，而并非泛指一般的漆器上的“髹漆”工艺。在漆画艺术中，应用油漆的方法虽然很重要，但也不同于西方的“油画”。另外它也有着与壁画、帛画不同的表现技法。漆器是中国最早发明而独有的艺术品，漆画是漆器与绘画的完美结合，在绘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中国漆画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溯到商代。商代许多漆器器表髹有红漆或黑漆的装饰纹样，纹饰装饰技法有写实与变形夸张两种，且有单色或多色描绘。在器物上绘出包括雷纹、蕉叶纹、夔纹、龙纹、虎纹、饕餮纹、弦纹、圆点纹等复杂纹样，有的还在器物部分花纹上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和不同形状的松石。春秋战国是中国漆艺发展的重要阶段。漆器之优良品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并逐渐取代青铜器，髹漆材料和漆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使其器型之精巧和纹饰之美都远胜前代。漆器纹饰精美生动，色彩艳丽，黑地为主，配以红色彩绘，朴素而又华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湖北荆门包山大冢战国楚墓出土的《迎宾出行图》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幅漆画，是当今世界上最早、而且保存最完好的一幅漆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代是我国漆器制造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中央在少监府专设“东园匠”专门监督官吏漆器制作，并在蜀汉、广汉郡置工官负责监造各种精美的涂有纹饰的精美漆器，西汉辞赋家杨雄在《蜀都赋》中描绘蜀汉、广汉郡生产的雕填、螺钿、金银扣等名贵漆器制作的盛况时写道：“雕镌钿器，万技千工。三参带器，金银文华，无一不妙”。与此同时，民间作坊也分布于山东、河南、广东、广西、陕西、江苏等地。仅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就出土漆器180多件，三号墓出土316件，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随葬漆器达七百多件。随着漆器的大增，漆画创作也进入高峰期。近五十年来，在湖北、长沙、四川、贵州、江苏、安徽、甘肃、新疆、陕西、浙江、山东、河北，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乐浪郡等地均发现了丰富多采的中国汉代漆画。三国两晋南北朝出土的漆画较少，但安徽马鞍山发掘的三国中期东吴右军师大司马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数量惊人、器物造型繁多、色彩斑斓，反映出了三国时期漆器装饰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在装饰艺术方面最明显的创新是绿沉漆和斑纹漆的发明。斑漆、绿沉漆等漆器装饰技法的广泛运用，打破了自战国以来千年不变的黑、红传统主色调。山西石寨山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绘人物故事漆画屏风，既是一件古代髹画工艺品，又是一幅北魏绘画真迹，堪称一绝。隋唐以后，漆器装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情趣。一反以动物纹为主的装饰题材，大量采用了花草纹、人物山水纹等，构图自由华丽，呈现出一派盛唐之风。如现存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髹漆屏风，屏面绘制丰满端庄的盛装仕女，或立或坐于树石之间，画上还用鸟毛贴饰，是唐代漆器装饰技法的经典之作。宋代漆器已从高档奢侈品逐渐走入日常生活，体现了漆工艺民用化的特点。器物装饰一反唐代的丰满富丽，代之以清新淡雅的风格，以器身线条优美、色泽素雅为特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反映出理性的美、静态的美、含蓄的美、内向的美。图案构成上一般以人物楼阁为纹样主题，衬以山水鸟兽，边缘饰折枝花卉等，具有工笔画的效果。表现人物题材的作品，具有很浓厚的风俗画意趣，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连瓣式漆奁、戗金人物图长方形漆盒，都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元代雕漆构图简练，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腴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极精致，在质感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装饰纹样有花卉鸟禽、山水人物等。以花鸟为题材的作品，改变以往折枝、小朵花卉的衬托地位，而多采用大朵花卉满铺的图案化表现手法。如杨茂传世雕漆珍品剔红花卉纹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剔红观瀑八方盘皆是如此。明代漆器装饰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其装饰题材、纹饰结构及其装饰手法等更加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就装饰题材而言，大凡山水、祥云龙凤、花卉虫鱼、喜庆吉祥等纹样无所不包，图案活泼、自然、大方，既具有传承性，也不乏创新性的倾向性和选择性，充满着生气。髹饰品种日渐增多，在工艺上达到极高成就，尤其是在描金、螺钿、款彩、镶嵌等方面，迎来了千文万华之盛，奇技淫巧，料不厌精，工不厌细，谨严细致，似已达到极限，无可逾越。清代漆器装饰艺术在继承明代的技法上，装饰日趋纤巧繁琐。尤其是康乾盛世期间的漆器装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的雄伟气魄，代表了追求华丽和富贵的世俗作风，用色繁复，油彩、漆彩并施，雕饰满目，图案丰富多彩，绚丽华贵，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最能代表清代漆器装饰水平的是清宫廷造办处制作的漆器。道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力衰弱，漆工艺也逐渐走入低谷，雕漆等重要髹漆工艺门类已经失传，其他品类的漆器，此时虽然能生产，但水平低劣，已无法同鼎盛时期相比了。

　　漆画既有装饰性抽象化的动植物纹样，也有有写实性的情景绘画。其内容多与器物造型紧密配合。漆器的彩绘风格主要是线条画与平涂画相结合，这种画法可能是从青铜器上冶铸的平块花纹和线条纹饰发展而来的。由于彩绘的工具是毛笔，因此漆器上的彩绘线条显得比较流畅。在器物上描绘的纹饰，线条匀称，有的细如春蚕吐丝，显示了高超的技艺。中国画人物线描技法高古游丝描亦源于漆画技法。

　　一、先秦漆画

　　夏代髹漆工艺比较简单，漆器用色不多，只有浅雕与漆绘两种。商代髹漆工艺比前代有所发展，许多漆器器表髹有红漆或黑漆的装饰纹样，一般在红漆底上，用黑漆绘花纹或黑漆地上用红漆绘花纹，对比色运用较好，有明快之感。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用漆做装饰，有的还运用了浅雕、漆绘、镶嵌绿松石和蚌片以及贴金等相结合的技法。漆器纹饰有写实与变形夸张两种，且有单色或多色描绘。在器物上绘出包括雷纹、蕉叶纹、夔纹、龙纹、虎纹、饕餮纹、弦纹、圆点纹等复杂纹样，有的还在器物部分花纹上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和不同形状的松石。如河北蒿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台西圆形漆盒，其一就用朱漆黑彩绘出饕餮纹和圆点纹；其二为朱地黑彩，纹饰为云雷纹；另外26块漆器残片绘为饕餮纹、夔纹、圆点纹、雷纹和焦叶纹五种纹饰，在云雷纹和饕餮纹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其形状有三角和圆角方形两种，且多镶嵌在饕餮纹的睛部和眼角；河南罗山天湖商出土的缠丝黑漆木柲则通体黑漆，以五层丝线构成方格云雷纹；安阳侯家庄1001号大墓的三件漆抬盘，采用了嵌石片、蚌片、角牙等技法，通体髹漆，饰花纹；殷墟商后期小屯墓出土的漆豆，其腹上为夔纹和圆涡纹，足上为饕餮纹。

　　西周时期，漆器装饰艺术比之前代有了较大的提高。彩绘与镶嵌蚌泡或铜饰片的有机结合，成为这一时期漆器装饰图案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如湖北圻春西周遗址发掘出的漆杯呈圆筒形，黑色和棕色地上绘红彩，纹饰分四组，每组由雷纹或回纹组成带状纹饰。第二组中还绘有圆涡纹蚌泡。每组纹饰间均用红色彩线间隔。使用铜饰片见于琉璃河M1193大墓的漆盾，上嵌饰人面纹女孩圆形、菱形铜片饰。西周时期漆器装饰类别和数量也有明显增加，装饰题材范围扩大，丰富多彩，纹样复杂多变。除了已有的动物纹、几何纹样、饕餮纹、云气纹等之外，又出现了植物与人物题材。其组合形式有独立纹样和连续纹样两种，当时还有一个主要特点是使用了地纹。如湖北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残漆杯，黑色和棕色漆为底，朱漆彩绘有回蚊、云雷纹、涡纹和线条纹；陕西茹家庄西周墓M1甲、乙两室出土的木棺黑褐色彩绘漆皮，纹饰多为云纹；岐山贺家村西M113和M52周墓出土的漆器残片，以朱黑色漆彩绘几何化的动物纹；灵台草坡、洞山西周墓漆棺，纹饰为朱、黑相间的云纹、草纹和几何纹，陕西韩城梁带村考古发现的龙纹漆器遗迹(图3)等等。可见，此时期的漆器纹饰，从商代以动物纹为主体，到西周逐渐转变为几何纹占主导地位，而且西周晚期漆器纹饰的几何特征更加明显，漆器多镶嵌蚌泡，加强了漆器纹饰几何化的造型特征。

　　春秋战国是中国漆艺发展的重要阶段。髹漆材料和漆器制作工艺的进步，使其器型之精巧和纹饰之美都远胜前代。漆器纹饰精美生动，色彩艳丽，黑地为主，配以红色彩绘，朴素而又华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战国时代，漆器之优良品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它轻便、坚固，耐酸、耐热、防腐，外形可以根据用途灵活变化，装饰绘画也可以根据审美需求不断花样翻新。于是，它在许多领域逐渐取代了青铜器。漆器器皿以南方的楚国最盛，这与漆树生于南国有关。楚国的漆器类别繁多，应用广泛：家具有床、几、案、俎；容器有笥、箱、盒、奁、匣、豆、杯、樽、壶、觞、卮等；卧具有枕、席等；妆具有梳、笄、簪、等，乐器有琴、瑟、笙、笛、排箫、鼓、鼓架、钟架、磬架、鼓槌、钟杖；兵器有甲、盾、弓、弩、剑鞘、矢菔、箭杆、柲；葬具有棺、笭床、木俑、镇墓兽、虎座立凤；杂器有匕、勺、手杖、虎子、绕线棒；玩物有座屏、木鹿、博具，辟邪等。绘画纹饰则传统与创新并存，有龙凤、鸟兽、云雷、三角、折线、菱形，并出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图画，如狩猎、车马、歌舞、宴乐、房屋、树石之类。

　　战国漆器的装饰纹样显然从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玉石器的云雷、夔、凤、蟠螭、蟠虺等纹样脱胎演化而来。但商、西周青铜器上严整的禽兽纹样至本期往往被分解、打散、变形，然后进一步图案化，再配合器物的造型，予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成无数充满运动感的神采飞扬的奇异画面。尤其是云雷纹等自然气象纹，在战国漆器装饰纹样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常见的有纯用云气纹或转化为云形结构的龙、凤纹组成画面。这些纹饰萦回舒卷，相互勾连，飞舞灵动，给人以大气盘旋般的深邃感和生命机能的活跃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战国漆画中的禽兽、神怪、人物形象与《山海经》、《楚辞》等古文献所记载描写的天地、山川、神灵内容十分吻合。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漆棺上描绘的引魂升天的羽人、鸾凤、人面鸟身珥蛇践蛇的“禺疆”、“其身九曲，有角骶”的“土伯”，衔烛以照太阴的“烛龙”；漆衣箱上描绘的“后羿射日”；战国中期长台关楚墓锦瑟漆画上的人面鸟身鸟爪、张翼的羽人，御龙遨游云气间的神人；曾侯乙墓漆棺、湖北江陵楚墓木雕座屏、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漆奁上都有啖蛇的大鸟，以及一些虎座上的飞鸟、镇墓的怪兽等，这些琦玮瑰丽的神怪画像，使得战国漆画成为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与激情的、包含着丰富神话内容的艺术世界。战国漆画中也有现实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如曾侯乙墓鸳鸯形盒两侧的撞钟击磬图和击鼓舞蹈图，长台关楚墓锦瑟上的狩猎、燕乐场景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也都具有造型夸张，乃至奇特怪诞的特点。

　　战国漆画以朱、黑两色为基调，继承了“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除朱、墨两色外，还使用了黄、蓝、绿、白、褐、金、银等10多种色彩。总体感觉是对比强烈，变化丰富，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派。纹饰或作二方连，或规则、或自由；有的运笔工整，有的挥洒奔放，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有多种装饰方法，如彩绘、镶嵌、针刻、雕镂、金银铜扣和金银彩绘等。

　　目前出土的先秦漆画代表性作品有湖北荆门包山大冢出土的《迎宾出行图》，长沙颜家岭等出土的狩猎及舞蹈彩绘，信阳长台关出土的锦瑟漆画残片、凤鸟虎座鼓架，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棺、漆盒、漆箱上的漆画，湖北江陵纪南城“凤鸟形双联漆杯”，江陵九店乡出土的“彩漆鸳鸯木雕豆，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漆盘上的装饰性绘画等。这类漆画，目前以湖北江陵、随县，湖南长沙，河南信阳出土最多，简介如下：

　　1、《迎宾出行图》　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幅漆画，是当今世界上最早、而且保存最完好的一幅漆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高5.2厘米，通幅长87.4厘米。表现的是楚人迎解宾客到来时的场面。画面画以枝条婆娑的柳树为间隔，描绘出场景各异、相互联系的人物，车马及动物活动的情节。树共有五株，树枝有二枝、三枝、四枝、五枝之分，将画面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五枝树–三枝树–三枝树–四枝树，内容为宾客在途中行进，主人准备驱车前往迎接。其中以两株三枝树将这一段画幅分为三个单元，两株三枝树分别代表主人和客人的起始地。两株三枝树之间绘以疾迅奔跑的一豕一犬，以此象征性的表示主客之间存在着的空间距离。在三枝树和五枝树之间，为三马驾车，车上三人，车后一随从。这是宾客的队伍。在三枝树和四枝树之间，有五人立在交谈，有二马驾车准备出发迎接客人的到来。第二部分为四枝树–二枝树–五枝树。宾客已至，前有主人列队迎接，仆人跪地恭候，后有前去迎客的马车和随从紧跟其后。其中两枝树在这里的象征宾主两方会合。

　　与早期样式比较，从这幅漆画还可以看出楚国绘画风格的新样式的形成与进步：首先，在平面上表现出空间的存在。虽然画法稚拙，只是将远处的人物稍稍抬高，但空间感却产生了。第二，用流畅圆熟的线条表现精微的细部，代替剪影式的形体，形成中国古代最早的线描人物画（游丝描技法）。第三，绘画强调真实性和艺术性。各种物体按实际比例描绘，情节合理有序，人物服饰、车马形制等根据聘礼的典制。

包山2号楚墓《迎宾出行图》

　　2、曾侯乙墓内棺漆画　1978年5月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时代为战国早期。漆画在内棺左右侧板及头档上，外表以生漆为地，用黄、黑、灰三色装饰图案和神异图像。其神异图像绘于左右侧板户牖纹图案两边，内棺左右侧板漆画基本对称，画面用整齐的方框分割成各相对独立部分。内容诡秘，并以蛇形图案为主要装饰。神异图像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为人面鸟身者四躯，皆头著两尖饰物，两翅舒展，一手握戈腹部画鳞纹，两腿叉开，有扇形尾翼，有的专家认为是引魂升天的“羽人”；第二类为戴假面者八躯，头颈都有复杂饰物，胸腹饰兽面，执双戈跨下若火焰状纹，有人认为是驱鬼逐疫的“方相氏”第三类为羊首人身者八躯，位于方相氏下，两腮有长须，亦持双戈，有人认为是方相氏率领下由百隶装扮的神兽。第四类为四只状若大鸟者，位于神怪形象之上，鸡头，长颈，直立，振翅张爪，其身左右对称，被认为是负载灵魂升天的鸾凤。此外在内棺正面头档上，尚画有朱雀、白虎。朱雀昂首而立，一足曲举，一足踏白虎背；白虎张嘴吐舌，回首顾盼姿势雄健。画法颇为严谨，线描健劲匀整，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同墓出土的木盒漆画《乐舞图》，笔法粗细不一，或平涂或仅有轮廓，较“内棺漆画”率意洒脱。而这些奇异的人与动物混合的形象，与棺上所画又颇不相同，或为巫人娱神化装之。，更多地受到当时楚文化的影响，带有原始绘画的遗风，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较多的天真和质朴。那些运动的人体、奔跑的野兽、流动的云气，所表现出来的是赋有生命力的精神。这种构图类似于现代图案设计中的“地毯式”画法。

曾侯乙墓内棺漆画中的神像和鸾凤

　　3、曾侯乙墓内漆鸳鸯盒　曾侯乙墓出土的随葬品，1978年5月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盒长20.1厘米，宽12.5厘米，高16.5厘米。鸳鸯形，头与身用木分别雕成，颈胸以榫铆连接，可自由转动。腹内剜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孔盖上浮雕夔龙。翅微上翘，尾平伸，足蜷曲呈卧伏状。盒身以黑漆为地，彩绘图案与颜色因不同部位而异。颈部与腹前朱绘鳞纹，填以小黄圈，翅部、尾部饰红、黄点相间的曲折纹带，并以绳纹与线纹分隔成若干区。腹部两侧，分别在面积7×42厘米的画面上各绘有一幅漆画。左侧绘撞钟击罄图，用朱漆绘单足伫立的对称双凤，凤嘴中衔横梁，梁上悬钟二枚，凤足上部置磬架横木，悬挂两个石编磬，一个兽头人身的乐师正手持钟棒背向撞击编钟。右侧绘击鼓舞蹈图，画面中间以一兽为鼓座，上树建鼓。一旁绘一戴冠兽形人，双手持鼓槌轮番击鼓；另一旁绘戴冠佩剑武士，双手舞动长袖，正应着鼓声翩翩起舞。这两幅图中人的形象采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加以表现，造型奇诡，线条流畅，在方寸之地，惟妙惟肖地将庞大而壮观的乐舞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充分体现出小中见大、博大恢宏、不同凡响的艺术特征。此盒不仅是难得的艺术佳作，而且为研究当时演奏钟、鼓提供了实例。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鸳鸯盒

　　4、《狩猎图》　长沙颜家岭出土的战国漆奁，绘有奔鹿、争食之鸟，以及弯弓射箭的猎人。并画有一树，极为生动逼真，笔法婉秀多姿，饶富画意。这不仅说明当时绘画技巧的精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5、凤鸟虎座鼓架　1956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附近一座战国楚墓，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凤鸟虎座鼓架是战国时代楚国特有的器物。先用木雕成型，再髹以彩漆，以纹饰，集髹漆、雕刻、绘画于一体，富有楚文化的独有特征，也是宝贵的艺术精品。长台关楚墓出土的这座凤鸟虎座鼓架，通高162厘米，长140厘米，宽26厘米。座为两只相背的老虎，张口，齿外露，椭圆眼，尾上举，四肢 前屈，作蹲伏状。体染黑漆，并饰银灰色云纹象征皮毛。两虎身上分别站着一只凤鸟，两凤相背而立，昂首，振翅，喙内衔一颗椭圆形珠，凤鸟衔珠，蕴含吉祥之意。凤鸟通身染黑漆，以灰漆画出羽毛等纹饰，头部为卷云纹，颈部饰鳞纹，背部绘变形三角纹，尾翅部先雕出一根根的羽纹，然后再沿每个羽纹的轮廓，描以纤细的绒毛，十分精细。其凤鸟犹如冲天欲飞的雄鹰，雍容华贵，伟岸英武。虎则身躯矮小，其神态似承担不了凤鸟的重压。人们从中可以领略到楚文化的独特光彩。

信阳长台关出土战国凤鸟虎座鼓架

　　6、彩漆鸳鸯木雕豆　1973年至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九店乡雨台村境内雨台山发掘了500多座战国楚墓，获得随葬品4000多件，其中漆木器达900多件。彩漆鸳鸯木雕豆则是其中精品，现藏荆州市博物馆。豆高25.5厘米，由盘、柄、座三部分组成。其中盘深5厘米，座高4.4厘米，柄径3.5厘米。柄座上彩绘对称的三角形云纹和卷云纹，显得庄重而沉稳。盖与盘合为一体，被雕成一只鸳鸯。鸳鸯敛翅卷足，头、身、翅、足、尾毕现。各部均用金、黄、朱红、黑诸色精细描绘，色彩斑斓、富丽堂皇。可能是楚国高级贵族举行隆重典礼时的礼器，因此作为殉葬品与主人永远相伴。

江陵雨台山战国楚墓“彩漆鸳鸯木雕豆”

　　7、战国漆器圆盘　1967年出土于扬州邗江西湖乡战国墓。圆盘直径40公分，以木制卷胚作内胎，髹朱红漆，用黑漆彩绘云水飞禽纹样，色彩鲜艳，画面清晰，很能体现当时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现陈列于扬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