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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领导，各位专家学者，浙江出版集团和人民出版社的同事们，出版界和新闻界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出席《中华传世藏书》发布会。我是从江西世界VR产业大会赶过来的，首先向浙江出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我认为，《中华传世藏书》的出版不仅有传承的价值，收藏的价值，研究的价值，还有阅读的价值，对于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我们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经验。

　　前不久我在云南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回顾了古籍整理六十年的历程。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就非常重视古籍整理，他讲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要把它继承下来。于是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至今已六十年，而我本人担任小组组长也已有十多年，可谓深有体会。古籍出版有两个渠道，一是国家古籍出版，二是高等学校古籍出版，六十年来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近3.6万种。而我们这次尹小林先生的团队采用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整理出版古籍，也给我们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很多可以认真研究总结的东西，为我们下一步古籍出版加快速度、提高质量，提供了好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在五千年历史中，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传承的载体，就是出版，从竹简、钟鼎、布帛、书写，到印刷，到电子，到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出版、大数据出版，积累下了庞大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有古本善本1.7万种，重要的古籍整理目录22万种，近代古籍约14万种，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怎样去传承，选择什么传承，《中华传世藏书》做了很好的探索，对国家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同时在文化建设和国家发展的规划上，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重大工程，其中古籍整理出版及数字化也是中央提出的重要任务。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国学典籍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历史文化最终只留下两样：一是古迹，二是书证，所以历史最终沉淀为文物和书籍。对于我们出版界而言，把书籍上记载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让经典中的每一个字都活起来，传下去，是我们当代出版界的任务。

　　经过多年策划和实施，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有关单位，在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推出了《中华传世藏书》这部2亿字的巨著，可谓适逢其时。2亿字是什么概念呢？马列恩斯全集2亿字。发展研究中心要求我们一生要读5亿字，其中马列全读了要2亿字，中国优秀文化要读2亿字，现代科学知识要读1亿字，你们年轻干部一定要读5亿字。而我们《中华传世藏书》2亿字，可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之一。第一个工程是《续修四库全书》，接近3亿字，是把《四库全书》中未选的2800多种书目全部出版了，当时由李瑞环同志主持工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支持了这项工程，由深圳一家公司负责开发，这套丛书销售很好，两个月内销售一空，既出了书，还赚了钱。后来，在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领导下，《中华大典》立项编纂，至今已二十多年，不啻于一场马拉松。《中华大典》是大型类书，有些分典编纂相当困难，尤其是涉及边疆、国界、民族，比较复杂，所以迄未完成，其总字数预计8亿字。除此之外，就要属《中华传世藏书》这个大工程了，既为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

　　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浙江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先后组织了许多重大的文化工程。这些年来，在出版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就曾主持过许多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出版领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宋画全集》，当时习近平同志写过好几封信表示支持，并由省委秘书长亲自操刀，即使到北京后，也一直关心《宋画全集》的出版，因为《宋画全集》牵涉到与台湾故宫合作的问题。马英九那个时代与大陆合作很愉快，现在蔡英文这个时代就不好合作了。我最近听有关方面的说，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只准看，不准借，就是说只能让你看一眼，连借都不让你借，想拍照片也不让你拍，影响了《宋画全集》的编纂，因为相当多的宋画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另外，绍兴的“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也是相当了不起，由企业出资，将国内国际散失的近代文献全部征集回来，加以整理出版，确实有文化情怀。如果没有文化情怀，谁愿意花钱去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浙江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责任感、使命感，可称全国的一个典范。

　　浙江出版集团也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集团，出版了大量的精品力作，在内容创作方面，技术创新方面，平台建设方面，“走出去”方面，都做出了新的成绩。特别是在非洲的医疗出版，浙江出版集团做得非常好。我陪同中央领导同志到非洲，都看了他们出版的医疗图书，配合浙江在非洲的医疗队，在非洲普及健康知识，救了许多非洲人的命。《中华传世藏书》的出版，就既有眼光，又有魄力，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习总书记一直强调，5000年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但是我们要坚持什么，传承什么，是需要进行认真选择的。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传承的是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现在已知很多混乱现象，鱼龙混杂，假象掩盖了真相，假的变成了真的，学者多有批评。而《中华传世藏书》则提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传承什么，他们从众多典籍中选取最精华的部分推向社会，策划得好，组织得好，出版得也很好，内容全面，版本权威，选目得当，编校认真，制作精良，可谓传承文化的成功典范，值得出版界学习。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为我们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也为我们这个时代做出了经典选择的引导。

　　当然，仅仅出版是不够的，按习总书记的要求，下一步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在此我想对《中华传世藏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推广宣传《中华传世藏书》，要推广到政府采购、图书馆馆藏、学校图书馆建设、机构及个人藏书。北京、上海的许多高档饭店里放的是木头做的假书，何必要假充斯文呢？摆几套《中华传世藏书》，既有品味，又有实用。中国最早的藏书家就出自浙江，藏书最多的天一阁也在浙江。

　　第二，加快《中华传世藏书》数字化，让它在通过数字平台上网上线，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最近刚刚举行了新媒体大会，新媒体企业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找不到作者，找不到作品。我们传统媒体则是找不到市场，找不到读者。而《中华传世藏书》的内容是任何媒体都能传播的，希望能尽快建设数字平台。

　　第三，加强深度研究和解读，引导社会阅读。中国有一个弱势，不善于用政治、用外交的语言去描述中国的形象。其实，对国家形象最有影响的是学术语言。中国是由党和政府来引导，美国完全是教授们在引导，学者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衷心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和解读，来引导社会认识传统文化。

　　我早年曾跟还是常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出访德国，默克尔总理请我们吃饭，问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哪一本书读了以后能了解中国？”而我们当时却找不出这样一本书。后来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也应该编这样一本书，通过一本书就能读懂中国。

　　我们要研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特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相通性，真正找出对中华民族精神发育有重要意义的血脉。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问题讲清楚：一是历史渊源，一是基本走势。国际上许多人弄不清楚中国的历史渊源，弄不清楚中国的基本走势。我们说的“和合”、“和为贵”，“共赢”，人家都听不懂，不明白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基辛格曾经向我提过一个问题：中国从哪里来？国家的起源不知道，历史的起源不知道，文化的起源不知道，怎么让世界来认识中国。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落实总书记的指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基本走势、精神实质、思想精髓讲清楚。

　　第四，在“走出去”方面做好工作，通过《中华传世藏书》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过去曾有《大中华文库》，也选介了数百种中国经典，但编选没有体系。《中华传世藏书》按照中国传统分类方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有利于外国人系统了解中国文化。经史子集是中国独创的分类体系，而且时间很早。在《尚书》的那个时代，图书分类叫九功，汉朝打破了九功的分类体系，但也没有演变成西方那样诸如化学、物理、政治、经济的学科分类，到唐朝就正式奠定了四部分类，一直沿用到清朝。

　　最后，加强多媒体传播，引领全民阅读，最大限度发挥《中华传世藏书》的作用。如果把这2亿字都读完，中国传统文化不愁在我们的后代身上丢失，一定会传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们做了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